摄像头里永远也走不出她的儿子｜深度报道

记者/张涵 实习生/程佳维

编辑/计巍

儿子从摄像头app里看见的妈妈，她以为只要自己一出现，里面就会响起儿子的声音

装在院子高处的那个摄像头，以“上帝视角”注视着农村老人们的生活。

它成了常年在外的儿女们的眼睛和嘴巴的延伸，试图以此拉近和父母的距离。但老人们对它有着自己的态度：有人将摄像头从正对大门的方向扭向了自家养的牲畜，认为它们比自己更值得被关注；有人对监控形成了条件反射，以为只要自己一出现，里面就会响起儿子的声音；还有人因为打麻将常被儿媳唠叨，气得拔掉了监控的电源线，“我扯了，叫你看个狗屁！”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村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有空巢家庭 1495.79 万户，占农村家庭总户数的 7.68%，空巢老年人口为 2179.39 万人，占农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的32.69%。一项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研究表明，社会旧有结构的解体以及代际关系的变化可能使得农村空巢留守老人更易陷于抑郁之中。

当69岁的朱素连走到摄像头下说话时，从1000公里外的儿子的手机上看起来，她仿佛被围在了高高的院墙内。她这辈子没走出过农村，儿子已经在广州安家立业，摄像头的两端连接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当儿子的声音在院子里大声响起时，她感觉他们距离很近，但大部分时间里她明白，一个摄像头并不能真的拉近他们的生活。

深一度视频：在“陶家仓”，给独居的爸妈装摄像头（制作/张涵）

新鲜的，甜蜜的

“妈！妈！你吃饭了冇！”

姚华松的声音突然在院里响起，音量大得像村口广播，十米外都能听见。隔壁二叔以为他从广州回家了，进院里一看，原来是墙上的摄像头在说话。

那是一个白色的无线摄像头，左右伸着两只传感器“触角”。它通过无线网络与手机连接，只要下载特定的app，打开后就能看到摄像头里的画面，听到周围的声音，还能按住麦克风键随时讲话。

姚华松就是这样“回家”的。晚饭时间，他的声音又从饭桌上方的摄像头里响起，身旁的儿子也加入了：“爷爷！我吃了饭，还吃了鸡翅，还有一个包菜，还有一个莲藕。” 姚少明侧过头，对着摄像头的方向回复：“几个菜呀，四个菜？”“爷爷！软芡什么时候发芽呀？”姚少明嘀咕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沉默下来。普通话与方言的交流往往持续不了几个来回。

摄像头里的声音甚至还能吸引家里养的鸡。一次，姚华松通过院里的摄像头发出唤鸡的声音，家里养的十几只鸡闻声聚过来，却不知是哪里发出的声音，又“茫然”地散去。

姚华松的老家在湖北黄冈浠水县团陂镇凤形地村三组，大家都叫这儿“陶家仓”，姚是这里的大姓。陶家仓共有18户，平时常住人口不过20人，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从团陂镇坐摩托车一路进山，不断经过荒芜的田地和大门紧闭的二层白砖楼房，十几分钟就到了陶家仓。这里的房屋大都建在坡上，低平处留作农田。一条大路贯穿村头村尾，每个上坡的分岔路都散布着两三户人家。平日里少有外人来，摩托车一过，大家都探出头张望，看门狗和大鹅也一齐叫唤起来。

白天的凤形地村有几种声音，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人声、风声，鸟、鸡和狗的叫声。直到过年，一辆辆轿车和摩托车载着大包小包回到村里，一幢幢二层楼房被人填满，村里才终于热闹起来。

姚华松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广州，弟弟在内蒙古工作，弟媳陪着孩子在浠水县城上学，平日69岁的母亲朱素连和72岁的父亲姚少明独自生活在村里。今年10月，他在朋友圈看见一个老乡给家里装了摄像头的消息，当晚就给父亲打电话，打算给家里也装一个，方便平时查看家里的情况。姚华松原本打算给厨房、卧室都装一个摄像头，父亲拒绝了：“装那么多干嘛？有什么好看的？”只答应在院里和客厅各装一个。

近两个月以来，王欢欣都在团陂镇附近的村庄大力宣传“装摄像头送宽带”的业务，在村头村尾贴起了广告：“沃家神眼，帮您看家护院，远程陪伴，共建平安乡村。” 她是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一个月的时间内，仅300多户人的卓冲村就有二三十户安装了摄像头。看家护院是第一诉求，不少老人都放心不下自家养的牲畜，不过他们知道，儿女也可以从远方通过摄像头看到自己，有人开玩笑道，“以后要走到门口拄个棍子咳嗽，给他们（儿女）看到”。

村子里的墙上挂着装监控的广告横幅

对姚华松来说，使用摄像头同样是新鲜的体验。刚装好的那天是他最激动的时候，不上课的时间里，他几乎每隔十分钟就打开一次app，有时看到鸟飞进来了，有时看到父亲挑着粪桶准备去浇菜，有时看见流浪猫溜进厨房偷吃，这些熟悉的日常让他感到踏实。他同样期待着母亲的出现，坐在社区图书馆写东西时，他看到手机里的母亲打算出门，想和她说话。从座位跑到图书馆门口大概需要十秒，而自家的院子几步路就走完了，眼看着母亲准备锁门，他边走边喊，“妈，等我一下！”话音刚落，周围的人都抬头看他。

头三天，姚华松频繁地和母亲对话，只要看到她在院里，都会闲聊上几句，“中午吃没吃青菜？”“要是热了就把外套脱掉”。姚华松知道，母亲一直没有手机，也不懂如何与孩子们联系。家里仅有的一部手机一直是父亲带在身上，因为母亲喜欢到处乱点，流量很快就用完了，父亲怕浪费钱，只有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母亲才在一旁看看视频。姚华松记得疫情期间，大家都窝在家里，年轻人和父亲都在玩手机，刷短视频，但母亲和二婶一直在忙碌，不明白大家对着手机笑什么。对母亲来说，摄像头是一种没有技术门槛的，能自主和儿子对话的方式。

朱素连不明白摄像头的原理，总问儿子“怎么只有你能看我，我看不到你？”她还会主动走到摄像头下唤“华松！华松！”没有应答。她想，儿子应该是去忙了，她便也去做自己的事。

但姚华松很快发现，母亲似乎对摄像头形成了依赖，每次出门就会朝它看一眼，进门时也要看上一眼，以为只要出现在摄像头的范围内，儿子的声音就会出现。有一次他看到母亲在摄像头下站了十几分钟也不走，似乎在说话，便把音量打开，“你大地个瘟（浠水土话，意为‘你个坏蛋’），又跑到哪里玩去了？”朱素连以为儿子故意不和自己说话了。

姚华松有些哭笑不得，努力解释自己不是随时随地都在摄像头的另一端，更不能随时听见母亲的声音。他决定降低自己每天说话的频率，“不能让她陷入甜蜜的氛围里，不然就容易失落。”

胡菊开把早上坐着晒太阳的躺椅收进屋里

“有什么可看的？”

一个摄像头可以连接5部手机，意味着父母的生活可以同时被5个人观看。有时是姚华松，有时是弟弟，有时是弟媳，朱素连反应不过来，听见了都先问一句：“你是哪个啊？” 与打电话不同，每次摄像头的对话都没有明确的终止时间，儿女们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往往说着说着对话就结束了，朱素连只能独自等待一会儿，判断对方是否还在。

由于摄像头装在高处，朱素连抬起头说话时，从手机里看起来她仿佛是被围在了高墙内。手机端还能360度操纵摄像头的角度，看清饭桌上摆了什么菜，还能听到厨房煮菜的咕嘟声。

并不只有亲眼看见父母，才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通过屋内留下的痕迹，儿女们也能推测出父母的行动。晚上，如果看见院里的地上泼了一滩水，姚华松就知道父母刚洗过脚，可能准备睡觉了。胡菊开的儿媳看见家门锁了，就知道婆婆出去串门或打牌了。如果出门了一整天，到快天黑才匆匆忙忙地回来，那大概率是去邻村打麻将了。

胡菊开家的摄像头是今年1月装上的。她今年70岁，原本身体一直不错，在河边不小心摔了一跤后便大不如前。老伴已经去世8年，平日她一个人住，孙女在镇上上学，只有周末才回村里。在佛山工作的大儿子姚爱平担心母亲的身体，给家里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对着院门，一个对着院外母亲养的鸡和鹅。

最初，胡菊开是乐意装监控的。平日她只会用老人机，只会接，不会拨打。她曾和儿子抱怨：“儿啊，我要是死了，打你的电话都打不到哇”。姚爱平也担心母亲病在家里没人知道，平时打电话只能听见声音，怕母亲报喜不报忧，要是能看到母亲在院里转悠心里会好受些。

姚爱平在一家模具厂上班，平时下班晚，只有早上和晚饭时间有空在摄像头里和母亲聊上几句。妻子在武汉的一家早餐店帮忙，空闲时间多，成了和母亲说话最多的人。胡菊开的风湿是老毛病，吃药、喷药都不管用，发作起来走路都困难。儿媳没事就看摄像头里的婆婆，有时看到村里人从自家树上摘了几个橘子也和婆婆汇报，看到胡菊开走路一跛一跛地，叫起来：“哎哟，你的脚怎么又痛了？”“药不见效呀，怎么办？”胡菊开脚痛得很，听见嚷嚷心里烦。

胡菊开最烦的，还是儿媳说她打麻将。有天，她上午出门，直到天快黑才回家，一阵忙忙碌碌。院里突然响起：“妈，我晓得你打牌去了”，“你不要总打牌，别飞个清一色，心里一激动人直接没了”。一句接一句，胡菊开心里一阵恼火，一气之下搭着长梯子爬到摄像头面前，“怎么着，一直看我是吧，我扯了，你看个狗屁！”，一把扯掉了电源线。过了几天，她接到了儿子打来的电话，儿媳果然去“告状了”，儿子好生劝她，“说你也是为了你好，安了还是对你有好处”，胡菊开气也消了，便又把线插了回去。

子女们也不愿让母亲做家务活，给家里买了烧水壶、洗衣机、电磁炉，所有能替代劳作的电器都买了。可胡菊开用不习惯，看到山上的柴就忍不住想捡，洗衣服还是习惯手搓，再拿到池塘边用棒槌敲打，在水里一漂，“浑水一下子就清干净了”。

一天中午，朱素连正在院里晾晒床单，姚华松也盯上了，“妈！妈！你记得要把床单翻面啊”，“晓得啊！”，家里来客人时，姚华松让母亲包抄手招待，又叮嘱一番“你把皮擀薄一点啊！”听得不耐烦的时候，朱素连便不搭话了。

有时，网络不稳定也会闹出笑话，姚华松的声音会像加过特效一般突然变粗，朱素连马上察觉出不对劲，“你是不是喝酒啦？说话嘎嘎的，不清楚！”姚华松有些莫名其妙，“我没喝我没喝！”只有姚少明知道发生了什么，默默走到摄像头下把网络重启了一次。大部分时间里，姚少明都把饭桌上的摄像头关了，“我和老婆婆两个人吃饭，有什么可看的？”只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他才把屋内的摄像头打开，给儿子们看看热闹。

朱素连在院子里扫地

两种生活

母亲永远比姚华松起得早，睡得早。每天早上姚华松看摄像头的时候，院里的地已经被扫干净，洗过的衣服晾在绳上，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

朱素连是听见第五遍鸡叫时起床的。她不识字，也不会看钟表，只知道鸡从凌晨一点开始叫第一次，叫到第五遍的时候就快天亮了。姚少明不让她太早起床，如果外面一片漆黑，点灯还要费电。

早上6点40，朱素连把灶炉里前一天堆积的灶灰铲出来，准备烧火做饭。早餐他们最常吃红薯粥，要用粗柴大火久煮。柴是平日没事就捡的，已经积攒了一间小屋。朱素连熟练地在灶膛内搭起三角柴堆，用细草引火，火苗“噌”地包裹了锅底，一股暖意扑面而来。等待粥烧开的时间，她洗脸刷牙，走到窗边用放在固定位置的梳子梳头。她的头发已经有些稀疏，前一晚没把辫子拆开，梳起来有些费力。

村里的早晨冷得让人发抖。吃过粥后，太阳还没进门，朱素连走到邻居家的院子里晒太阳，和附近的人搭话，讲起自家养的鸡一直下软蛋，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十几只鸡是朱素连最看重的财产，每天早上放出去，中午和下午用剩饭拌着糠喂两次，晚上关在鸡舍里。一天中午，家里的鸡没有按时回来，朱素连有些不放心，担心被附近村里的流浪狗吃了——不少人家外出打工后，把狗留在了家里，无人照顾，变成流浪狗，成为了对家禽的威胁之一。

朱素连留心着外面的动静，突然感觉河边传来了自家公鸡的叫声，她拿着驱赶鸡的棍子到河边找了一圈，却只看到了别人家的鸡，她有些失望地回家坐下。几个小时后，鸡群悄无声息地回到院里来，朱素连心里松快了大半，“回来了就好啊”，每年过年儿子们回家，最少是要杀三四只鸡吃的。

姚华松老家墙上的照片

村里没什么娱乐，朱素连也不会打牌。除了去固定的人家串门，就是去菜地里拾掇拾掇。这个季节只能种些油菜、白菜和萝卜，事情不多，等到开春就得一直忙活到十月。大家都说，现在粮食不值钱，种地投入太大，光一包尿素就100多块，如果河里发大水淹过来，什么收成都没了，种地不划算，“我们都是没办法才种地的，不种地又能做什么呢？”

到了晚上，村里气温骤降，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各家大门紧闭，只有院里的路灯各自亮着。没人串门，看完天气预报就睡觉了。每天吃晚饭的时间，姚华松都会通过摄像头和父母聊上几句，他不理解，广州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而父母已经吃过饭准备睡觉了。

父母同样难以接受大城市的生活。姚华松的女儿出生时，姚少明和朱素连曾去广州帮忙带孩子，住了一年多。儿子的教师工作在他们看来很清闲，“上半天课就没事了，可以玩一半”。每天下了课，姚华松爱在学校打篮球，母亲不理解为什么四十多岁的年纪还要打篮球，“打又打不过人家，摔得血流”，姚华松说自己是锻炼身体，母亲却骂他玩心大。两人吵起来了，母亲赌气反锁房门不吃饭，姚华松便一张张地往门缝里塞100元钱，塞到第三张的时候，母亲出来了。朱素连有些小孩子脾气，姚华松和弟弟常用给钱的方式逗母亲开心。

姚华松有时也受不了母亲这样，朱素连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下楼却常常不带钥匙，门铃一直响到把孩子都吵醒了，姚华松觉得“她就是故意不想我们睡觉”。姚少明则和儿媳不太对付，在他眼里，儿媳对人照顾周到，什么都好，就是太宠孩子了。他最不能理解，儿媳每天出门时一定和孩子当面说“拜拜”。在村里，大家说完话起身就走，从没有说“拜拜”的习惯。“为什么明明上班快迟到了，孩子都已经带到楼下玩了，还硬要找到说拜拜呢？”

虽然能下楼活动，姚少明依然觉得呆在儿子家“像坐牢”，浑身不舒服，也不能想抽烟时就抽烟，他甚至“睡病了”，认为是每天身体没有活动开，休息太多导致的。城市里还有很多他不理解的名词，每次去超市买东西，营业员都会问他“是会员吗？”，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会员”是什么意思，每次都回答不是。姚少明还是决定回到老家，每天做做农活，和人说说话，日子过得快一些。

姚少明坐在院子门口量血压

剩下的老人

在陶家仓，钱是最容易搅动不平静的事物。

今年的村民选举是大家最关心的事，老人们讨论着哪家人更有可能当选村委会主任，谁又给谁送好处了，担心居心不良的人会贪污村里的钱，影响大家的补贴。不过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大部分能干的年轻人都外出了。

谁家是低保户、五保户，大家数得一清二楚。大部分家庭只能领到每个月100多元的养老保险，一收到消息提示，大家就比较着谁比谁多几十块钱。有次，村里有人收到了不知哪里发下来的200元钱，拍下了自己举着人民币的样子传到网上，正巧有村民看到，消息传遍了全村，大家忿忿不平，“为什么只有他有？”视频很快被删除了，有人后悔不已，觉得要是一早下载就好了，还能留个证据。

说起养老保险，老人们总忍不住开始回忆几十年前大集体的苦日子。“一年种三季稻，粮食都交给国家，自己肚子是饿的。”那时，大家为了挣工分，每天从清早干活到夜里，现在不少老人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走路得拄着棍子。

老人们的生活费用大多仰仗儿女支持，但人人都想自己攒些钱，只要村里有赚钱的机会，六七十岁的人都往上冲。团陂镇铁砂资源丰富，几年前，家家户户都到河边铲沙拉去卖，还有人专门买了运沙的卡车。胡菊开直到去年还在铲，“搞得多一天能有300块”。后来，政府加强监管，在河边装起了监控，大家只好打消念头，纷纷把车卖了。

最近，村里有一户人家建新房子，姚少明每天去做小工，帮忙挑砖、和水泥，做满一天可以拿150元，这是他这段时间唯一的收入机会。女人只能在一旁观望，“哪个会找婆婆去干体力活”。在胡菊开看来，要是儿女对自己不好，自己再没点钱，“那你还有什么呢？”

前任村委会主任姚金涛介绍，1982年分田到户后，村里不少男性开始外出打工。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被要求留在队上干活，如果私自离开，每天要交1块2毛钱。外地大多是力气活，家里也得留个人在，因此女性一般都守在村里种地，就此错过了外出的机会，等到儿女的生活稳定下来、帮忙带完孙辈，年纪已经大到找不到工作了。

1985年，姚少明到武汉做油漆工，每天从中午12点工作到晚上12点，一天挣3块钱。如此打工12年，供出了新建房子的钱和儿子结婚的彩礼钱。直到实在干不动了，才回老家。他是家里的长子，八岁时，父亲由于地主成分被带走了，他读到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帮着母亲照顾几个弟弟。由于家里成分不好，他30岁还没结婚，直到同样家庭条件不好的朱素连被介绍过来。姚少明聪明，做什么都学得快，但朱素连一句书也没读过，插秧都是歪的，常被村里人笑话，大家都觉得她配不上姚少明。

姚华松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晚饭做熟了，孩子们还在院子里玩。母亲先拿了一碗鸡肉吃，父亲生气了：“孩子们都没吃，你现在吃什么吃？”姚华松听见了，立马上去维护：“我妈先吃有什么关系呢？”两人争吵起来。沉默半晌，父亲突然说，“我一辈子苦死了啊”。

这是姚华松第一次听父亲说诉苦的话，他感觉父亲似乎想哭但忍住了。为了缓和气氛，他拿了瓶酒来，心里知道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和弟弟，“他们的一生中，有多少天是为自己而活的？”他记得有一次带学生外出街访，学生问一位老人，“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姚华松想，有什么人生可言呢，老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家庭。

高血压是村里最普遍的疾病，老人们常说，“不敢摔了，就怕摔中风”。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会直接影响儿女的生活，孩子们本来就背着房贷车贷，上班也不能总请假，哪能长期照顾自己呢？

姚少明记录血压的本子

姚少明和朱素连都有高血压，儿子买来血压仪后，他们每天在本子上记录血压变化，担心万一中风了，以后没人照顾自己。如果真到了无法行动的那天，朱素连“坚决不能进养老院”，在她的想象里，养老院是给钱了就再也没人管的地方。胡菊开的儿媳也常劝她，“你把身体搞好，我能多打几年工”。

胡菊开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衰老，“脑筋一下好一下不好”，钥匙也常常找不到，只能另外配一把藏在固定的位置。一天，她提着小葱在塘边走，突然感到一阵头晕，只能坐下，让同伴先走，自己再慢慢蹭起来。儿子曾想给她买个智能手机，她也拒绝了，担心自己不小心按错了，怎么都搞不好，一生气就给摔了。

以前每次儿女出去打工，胡菊开都喜笑颜开，叫他们好生搞，“从不放眼泪开张”。但前段时间，小儿子回来看她，在家住了一周，离开的时候，胡菊开看着他上车，不知怎么就“自己放眼泪，哭得狠”。

她不知道自己死在哪一天。听说有时死亡来得毫无预兆，有的老人前一天夜里还像没事人一样吃两碗饭，第二天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她既害怕中风，又觉得要是赶快死也好，儿女不用再照料自己了。

胡菊开也尽量避免和人起冲突，前段时间，隔壁人家把她家附近的树砍了，要是依她以往的脾气，必须和人杠，但这次她不做声，也没告诉儿子，“70多岁了，修个好死。”

如果把凤形地村三组的老年女性们的一生都列出来，你会发现她们的命运是相似的。文盲，一辈子种地，没离开过农村——除了去外地帮儿女带孩子的时候，不太会使用手机。改革开放后，儿女纷纷外出读书、打工，成家立业，而自己逐渐老去。她们说不出这些巨变意味着什么，但常会有种“没人管了”的感觉，似乎既怪不了时代，也怪不了儿女。

姚华松知道母亲一生不易，在很多村里人的眼里，他的母亲朱素连不够爱干净，做事粗心，也不聪明，配不上父亲，但越是看到母亲笨拙的表现，姚华松就越心疼。他告诉自己，要多爱她一点，回家的时候要牵着她的手去河边散步，因为对母亲来说，“不管摄像头多么高级，镜头里永远也走不出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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